问题的提出: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已成“东方风来满眼春”之势，特别是借助今年的全国“两会”，幸福感、幸福指数等迅速成为媒体乃至一些施政演说的热门词汇，各种关于幸福指数测量的理论、方法、报告等也纷至沓来。毫无疑问，与以前的唯GDP相比，关注人的幸福指数，并以此作为一种施政导向，呼应了科学发展观要求，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能否被测量、如何测量，以及如何界定“幸福指数”的内涵、作用、标准等，在实践中却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与主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已开始把“幸福指数”推崇到与前些年“GDP至上”同样的地步，而在网络上，“唯幸福指数论”几成主流。为此，厘清幸福指数及其测量的相关理论观点，对于人们保持理性思维和清醒头脑，防止刚告别“唯GDP”又陷入“唯幸福指数”泥沼，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一、幸福指数的概念

通常来说，幸福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是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的一种主观感受。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当下比较流行的"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积极的主观感受具体程度的指标。

二、幸福感测量溯源

（一）渊源

对主观感受的测量或度量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第九卷中，经过一番独特的计算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想知道王者在快乐的真实性上比独裁者高多少倍，在做完乘法之后，他将发现，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即独裁者的不幸是王者的729倍。”到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鼻祖边沁继承了西方哲学史上快乐主义的传统，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出发，解释了个体与社会的利益调整以及个人的行为选择问题。他认为，特定的行为能否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幸福，可以通过计算人们从中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情感的量来加以判断，而这个量则由强度、持续时间、确定程度、切近程度、增值性、纯度以及扩展范围七个因素决定。为此，边沁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来度量个人的苦乐状态及社会的苦乐趋势，但由于过分注重构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其研究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尽管如此，边沁关于幸福测量的思想，依然对经济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接受了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进而提出了“最大福利”原则，并试图对构成幸福的快乐体验进行经济学的实证探索。但由于对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的可比较性持批评或怀疑态度，之后，相当多的主流经济学家把注意力投向了度量主观满足的“客观对应物”，比如国民收入、社会福利函数等方面，而不再尝试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边沁式的度量。──显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测量。

（二）发展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和研究兴趣出发，发展了多种幸福感测量工具，归纳起来主要有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心理发展三种视角的幸福感测量。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测量研究，一般将幸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心理健康意义上的幸福感测量有一种重要假定:一个幸福的人首先在于其拥有心理上的健康，认为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取决于-定时期内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权衡；心理发展意义上的幸福感测量，是与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者们认为，幸福不仅仅是获得快乐，而且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上述基于不同角度的研究，在理论观点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立足点不同，但研究者们也都各自编制了相应的测量表，对被测者的幸福感状况进行评价。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足社会》中提出了“生活质量指标”这一概念，可算是幸福指数的前身。之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等学界都加入了幸福感研究的行列。但这些研究，基本上都侧重于微观层面。

三、“幸福指数”的提出

尽管很久以来，国际上有关方面对幸福测量的研究从没有停止过，但一直没有形成共识性的核心理念和指标，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国王“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英文缩写GNH）指标，并在二十多年的有效实践后，引起世界瞩目。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拉动人们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以美国为例，l960至2000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小国不丹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在世界幸福地图上却排名第八。哲学家休谟曾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不丹模式”直接对接幸福，促使人们反省:发展究竟为了什么?国际上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等等。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幸福指数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观研究机构公布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即把所有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

四、“幸福指数”在我国

国内学者对幸福感测量的研究，大体上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在分析民众生活质量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幸福感测量问题；一些心理学家在进行描述性研究和探索影响幸福的主客观因素时，也多有涉及，但其着眼点是处于特定状态下的个体体验。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讲时说“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年9月份，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称:中国今后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统计内容。一时间，“幸福指数”这个新鲜的词语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事实上，十六大以后，各界有识之士就开始反思以往单纯以GDP衡量经济发展成就的做法，并试图寻求更为合理的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幸福指数”应运而至。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释放出淡化GDP指标的信号，更引起对这一概念引入的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的讨论和报道，在学界与媒体界渐热，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同调查机构争相出炉的各种幸福感调查报告。比如:2010年4月，江苏卫视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13家媒体发布了历时三个多月调查的《2009幸福指数调查报告》；2010年6月，由中宏保险与《理财周报》联合发起的“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调查”在沪出炉，公布了10个城市中产收入人群的幸福指数排行榜；同年l0月《财富》（中文版）综合了房价、人口、城市环境、失业率等因素，在全国选出了五个适宜退休城市等等。诸如此类的幸福感调查，绝大多数是采用问卷调查形式，不同机构的调查内容、调查对象、调查口径等差别较大，调查结果往往相去甚远，可信度常被质疑。特别是近日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有关城市竞争力的报告称，在294个城市中，石家庄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接下来分别是临沂、扬州、承德、滨州、莱芜、鹤壁、包头、北京，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和议论。

五、理性看待“幸福指数”

如前所述，重视居民的幸福感觉是一种进步，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主客观因素是复杂而多面的，大体说来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体制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在这些因素中，有些指标如收入水平等是可以量化的，有些指标如人的主观感觉等则存在着很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同样的事情由于人们的需求和期望不同、比较的对象不同等，其幸福的感觉差异较大。另外，样本的代表性、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对调查结果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构建幸福感测量指标体系，需要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进行充分的论证探讨，否则，只凭一两张问卷，就将调查结果公布于众，甚至作为政绩考核依据，就难免引发一些争议。──这也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政府明确提出编制幸福指数的主要原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幸福感讨论的共识是:幸福的基础是生活保障，而生活保障的前提则是发展经济。所以，强调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虽然不能唯GDP，但摒弃GDP却是不可能的。对任何现代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尤其如此。当前形势下，我国强调提高民众“幸福指数”施政理念是水到渠成，推动GDP科学合理增长也完全必要。也就是说，GDP是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指标，“幸福指数”是体现民众主观感受的判断指标，两者可以相互补充，但不能相互替代。

结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13亿人口如何在未富状态下提高幸福指数，这是一个意义深远又充满挑战的探索，政府统计部门也理应建立并逐步完善符合国情的幸福感测量指标体系，但切忌把幸福指数当成政绩指标，否则，“幸福”就可能被异化或形式化，而沦为又一个数据至上的注水游戏。《北京青年报》5月8日对中国社科院公布的全国幸福感调查结果，以《城市幸福感排名怎么才能更靠谱》为题发表了社评文章，指出:“倘若在不靠谱的路上狂奔下去，倒不如不提幸福这码事。”的确，当“幸福指数”成了一些人眼中的箩筐，什么都往里装、而民众“被幸福”了的时候，幸福测量就成了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未完待续）

省统计学会秘书处根据资料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