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潜力大，已占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但其发展程度与所占有资源、人口并不相称，当前还面临压力大、转型难、未放活等紧迫问题。基层干部和专家普遍认为，需要重新构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松绑放权成为首要考虑因素之一；同时还应创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评价机制，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提供动力。

　　县域经济地位有待重树

　　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全国85%左右的人口，90%的土地，以及大量的森林、矿产资源集中在县级行政区划，但目前县域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1%，财政收入约占四分之一。

　　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希望在县域经济“如果活力释放出来，可以崛起一大批‘小龙’。”东部某经济强县官员说。浙江、江苏等地基层干部反映，江浙地区不少县级市可以跟中心城市匹敌，一些地级市甚至经济总量、发展水平甚至不如县级市。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原磊说，中国与发达工业国之间的主要差距之一表现在县域经济，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向各县域腹地推进。县域经济发展肩负着从根本上改变“发达城市，落后农村”和“高级产业在城市，落后产业到县镇”格局的历史使命。

　　多位东部经济强县官员表示，县域经济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需要进一步明确县域经济的重要地位，并在体制、机制乃至政策方针进行突破与创新，对全国县域经济发展进行统筹规划。

　　积极“松绑”放权释放活力

　　基层普遍反映，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仍是由于长期以来以“城市主导、工业主导”为特征增长方式。要释放县域经济活力，必须在行政构架上有大调整，积极“松绑”放权。

　　一是放权要做加法更要做“减法”。由于面临权力结构和利益调整，简政放权仍面临种种阻力，这与放权思路也密切相关。当前不少地方在下放权力时的主要思路是不断增加类别和数量。基层建议，可更多考虑“减法”，即首先确定哪些权力不能放。

　　第二，行政服务要按需求而非层级。“行政服务的权限应当按照经济规模和实际需求来设定。我们毕竟是个县级市，支撑经济发展的要素制约多，主要是行政层级的问题。”昆山市经信委主任陶林生说，虽然多年经济总量全国县级第一，甚至超过少数省份，但其在多方面的行政服务权限仍是县级市的水平。

　　第三，对地方债务等重大事项评价有待确认。记者调查发现了一个现象：一些地方债务控制得较好的县市并不为此而高兴，反倒担心举债太少影响当地发展，最终“吃亏”。

　　“我们把债务控制得好，按说应该得到肯定，但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标准，这种情形如果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也要为将来举债留下空间。”东部某经济发达县级市财政局干部说。

　　创新评价机制提供动力

　　评价考核机制是引导地方发展的“指挥棒”，目前，各个省也在探索创新县域经济考核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机制，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综合评价机制，一些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也在进行百强县等各种排名。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长期以来，对县域经济考核注重增长速度，过去成绩‘归零’。实质上是‘强化发展’。而发达县市经济基数大，保持同等增速难度更大。考核机制不合理，不仅强化了强县经济发展压力，也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江阴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陆礼平说。

　　昆山市委书记管爱国说，县域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密切相关的全面发展。

　　2013年下半年以来，山西、陕西、河北等多个省份先后施行针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监测考评的新办法，创新按照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发展取向、发展基础等进行分类考评，增加生态指标、社会指标等综合考评办法。

　　以县域经济分类考评为例，体现了不同县市区的差异，更加科学、公平，所释放出来的激励效果也十分明显，不仅有效避免了县域发展“唯GDP论英雄”，也做到了“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